260703人文溯源，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

260703人文溯源，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冝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功實之上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徃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蠧〉〈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矦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恱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矦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乆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盖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這一段是《資治通鑑》非常重要的一段，它不只是記錄韓非之死，更是在討論一個千古問題：
思想是否能戰勝政治？

而司馬光最後引用揚雄《法言》，其實就是對韓非的一次歷史判決。

一、這一年，韓國其實已經投降了

開頭一句：
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意思就是：

• 獻土地
• 獻國璽
• 願作秦的屬國
  韓國已經沒有抵抗能力。
  但秦王真正想要的是：
  不是臣服，而是滅國。

所以派韓非來，其實是最後一次外交努力。

二、韓非看得最透

《通鑑》用了很長一段介紹韓非，不是偶然。
它先介紹他的學問：
善刑名法術之學
也就是集大成於法家。
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
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
韓非不是沒有提出改革。
而是：
他的國家不用他。
所以他寫下：

• 《孤憤》
• 《五蠹》
• 《內儲》
• 《外儲》
• 《說林》
• 《說難》
  五十六篇。

後來幾乎全部收入韓非子。

三、韓非批評的是什麼？

《通鑑》摘了一段最重要的話：
治國不務求人任賢
治理國家，
不是找真正能做事的人。
而是：
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功實之上。
提升：

• 名士
• 空談者
• 關係戶
• 會表演的人
  真正做事的人反而壓在下面。
  這是不是很熟悉？
  放到今天，

任何大型組織都可能遇到。

接著一句更精彩：
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胄之士。
和平時：
重名望。
真正危機：
又開始找真正能打的人。
所以：
所養非所用，
所用非所養。
八個字。
可以說是韓非對人才制度最精準的批判。
平常養的人，
戰時不用。
真正需要的人，

平常卻沒培養。

四、秦王為什麼喜歡韓非？

韓非到秦，
直接上書。
內容一句話就是：
我可以替你統一天下。
而且最後甚至說：
如果我講錯，
可以砍我的頭。
秦王政看完：
王悅之。
《史記》甚至說：
秦王曾感嘆：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意思就是：
若能和韓非共事，此生無憾。

可見欣賞到什麼程度。

五、可是李斯立刻看懂危險

李斯一句話就改變歷史：
韓非，韓之諸公子。
他首先不是法家。
首先是：
韓國王族。
所以李斯說：
人情也。
人都有故國。
即使替秦，
最後一定偏韓。
因此：
不如依法殺掉。
秦王接受。
韓非下獄。

最後服毒。

六、真正可惜的是

《史記》記：
秦王其實後來後悔。
派人赦免。
可是：
韓非已經死了。
這一句：
非已死矣。
只有四字。
卻成了中國歷史最大的遺憾之一。
因為：
如果韓非活著，
李斯、韓非，
兩位法家最高代表，
共同建立秦帝國，
秦朝制度很可能又不同。

當然，這只是歷史上的一種可能，無法確定。

七、司馬光沒有評論

真正評論的是揚雄。
有人問：
韓非不是寫《說難》嗎？
《說難》就是：
教人如何遊說君王。
結果：
自己反而因說而死。

不是很諷刺？

揚雄回答：
正因如此。
說難，蓋所以死乎。
意思就是：

他太執著於說服君王。

八、揚雄真正批評的是「心」

最重要一句：
君子以禮動，
以義止。
君子：
合於道義：
就前進。
不合：
就退。
所以：
確乎不憂其不合。
真正的君子，
不會因為對方不用自己，

而焦慮。

可是韓非呢？
憂其不合。
一直想：
如何讓君主接受。
於是：
研究技巧；
研究心理；
研究說服；
研究權術。
最後：

反而死於權術。

最後一句，
是整段的眼睛：
說不由道，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意思是：

如果遊說只是依靠技巧、權謀，而不是建立在正道上，當然會憂慮是否成功；但若是依循正道提出建言，即使君主不採納，也不必憂愁。

關注的「人才制度」來看

《資治通鑑》中秦國的人才治理，也反覆提到組織如何避免「平時養的人不用、真正需要的人平時沒培養」的困境。韓非這段文字，正好點出了制度設計的核心：

• 人才觀：不是重名望，而是重實績與能力。
• 制度觀：平時培養的人，應與危機時真正需要的人一致。
• 領導觀：領導者若只在危機時尋找人才，而平時沒有建立培養機制，終究會陷入「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的循環。
• 個人修養：揚雄則提醒另一個層次——盡力進言即可，不必執著於一定要被採納。能否被接受，除了才智之外，也受政治環境、人際關係與時勢影響。
  因此，這一段其實同時講了兩件事：韓非教人如何建立有效的國家制度；揚雄提醒人如何在制度之外安頓自己的心。前者是法家的治理智慧，後者則帶有儒家修身的意味。兩者放在一起讀，正是《資治通鑑》引用這段評論的深意。